梁启超与“新史学”

材料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传统。以《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书写典范，塑造了中国传统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人历史观念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观进行了彻底颠覆。

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

——摘编自梁启超《新史学》(1900年)

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 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於社会者，各以己意约举而分之，以便读者。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年)

梁氏“新史学”未能解决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史家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之间的张力问题。梁启超醉心于“历史”的“公理公例”，甚至套用欧洲历史经验对中国历史作出“脸谱化”评判。……梁启超所援引的文明进步、社会进化观念，其实与真正的历史规律还有相当距离。

——摘编自李恭忠《梁启超的“中国史”自觉及其限度》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届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30日

材料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