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史记》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但是后来《孙膑兵法》失传了，加上相关历史资料太少，以至于有人怀疑，孙武，孙膑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是同一本书。史学界对此也争论不休。直到1972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法竹简，才解决了这一悬案。对此，分析正确的是（     ）

1. (2022高一上·光明月考) 有学者指出，现有关于商鞅变法中将土地私有化的依据仅仅是《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言论，除此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土地政策是国有制，这可以看出（     ）

1. 如图为东汉画像砖戏虎图，据记载，汉代搏兽活动很兴盛，皇室园囿中饲有多种禽兽，以供游乐。当时的人们认为猛兽是可以驯服的，百兽驯服听命是国泰民安的瑞兆。据此可知，此类画像砖（     ）

1. "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这是希罗多德所撰《历史》的开篇之语；司马迁著《史记》时，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佐以其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共同反映出二人（     ）

1. 2022年央视春晚由德阳市宣传部选送的创意舞蹈《金面》，舞蹈中的演员戴着黄金面具，就是以三星堆出土黄金面具为基本元素制作，并由此铺衍一段亘古爱情故事。当故事穿越回今天，女主角回到三星堆博物馆，她的眼泪唤醒了三星堆青铜人像。据此可知，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亮相央视春晚的意义是（     ）

1.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能识破，买尽成都府。”一首关于江口沉银的民谣在四川地区流传了300多年。相传，明朝末年著名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处战败船沉，有1000船金银财宝沉于江底。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彭遵泗写《蜀碧》时，也称“献忠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2017年4月，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水下考古首期收官，出水的金册、银锭及“西王赏功”金币、银币等文物为我们解决有关张献忠的诸多历史传说提供了科学依据。上述材料表明（   ）

1. 西周文献中，禹的事迹十分简单，主要是治水与疆理土地，和稷同为“农稼之祖”。东周时期，禹成为平治洪水的远古圣王；同时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称颂禹“既是一位远古圣王，还是一位远古圣臣”。这说明（   ）

1. 1640～1660年的内战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世纪上半叶，有学派认为查理一世违背宪政原则，内战是议会为了维护宪法原则、保障个人自由而与国王展开的一场斗争。进入20世纪后，学术界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对内战进行了新的诠释。主要观点有：乡绅是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内战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内战是衰落的乡绅为挽救自身所做的自救运动；等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内战是英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但也有学者认为内战是偶发事件，是一场误会。据此得出（   ）

1. 《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学者钱穆的两部重要历史著作。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读全然不同（如表）。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史实	解释
	《秦汉史》（1931年，作者时年36岁）	《国史大纲》（1940年，作者时年45岁）
设“五经博士”	汉武之置五经博士；犹始皇之焚博士官书，以吏为师，统私学于王官之制也，亦未出亡秦之牢笼。	武帝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政治的学者。钱穆称士人政府为“中国式的民主政治”，而“设五经博士”被其视为“士人政府”的成因。
儒生公孙弘的任用	武帝时，“朝廷儒者实犹未盛”， 大臣之任用“仍不出往者军功得侯或嗣封之例”，“儒生惟公孙弘、儿宽，俯抑取容（迎合取悦）而已”。	“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汉廷政制一绝大转变也。其先惟军人与商人，为政治上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

——摘编自张耕华《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

1.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李劼人（1891—1962），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在1949年前曾短期任机关小职员，做过报刊主编、大学教授，办过小饭店、造纸厂，大部分时间从事写作。从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辞世，他一直担任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他作为“旧知识分子”融入“新社会”的经历，提供了一个认识和了解他本人以及那一辈读书人的绝佳个案。自20世纪30年代到2001年，先后有110多位作者参与到对李劼人的研究中。这些既存研究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李劼人历史形象的塑造。这些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其作品上，多属于文学评论性质；相比而言，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对李劼人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尚不多见。其次，既存的研究多侧重1950年前的李劼人，对他1950年以后的言行思想，特别是其在新社会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关注明显不够，至多是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

——摘编自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