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三代(夏、商、周)之时,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
——顾炎武《日知录》
然战国者,攻伐最剧烈之时代也,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摘编自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化》
材料二:在政治史方面,唐宋转型却带来了与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根本不同的变化,这种朝向现代性的进步是以社会流动、商业成长和文化变化为代表的。当平民在政府中取代士族,由士族政治领袖所提供的对王室权威的制衡丧失了。其结果就是中国早期的现代性以不断增长的独裁为标志。高度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化,使王朝免于内部的篡夺,但还是促进了独裁统治,因为靠出身而不是靠才学获得皇位的君主,开始成为不变的政治权威和群臣效忠的对象。在内藤看来,这种特殊形态的君主独裁制贯穿了北宋以后的中国社会,而君主独裁下的社会阶层反而相对平等,也就是平民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
——摘编自(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
①商品经济发展 ②门第观念淡化 ③婚姻观念变化 ④国家控制放松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