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思想世界中，诗教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诗对于孔子而言，具有双重意涵：一方面是他所构想的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打开了面向自然、天道的探问之路。在礼乐与自然之间，表现出伦理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张力。
与之相应，《论语》关于诗的言说有两种类型：一是在礼乐文化架构内展开的诗教，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立论；二是无言之教，如“吾与点也”“天何言哉”等诗性言说。
孔子诗教的要义，首先在于生命的提升、人格的形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论述，阐明了求学者的进阶历程。诗以人情为本，易于感人，适合于初学者，通过对美刺之诗的研习，能够兴起好善恶恶之心——朱熹的这一解释，重在阐明诗对于君子人格的养成具有兴发的作用。从“兴于诗”的人格培养视角出发，诗教聚焦于对生命中的仁性的启导。与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有所不同，孔子与门人的对话常常是感悟式的、微言大义的。通过这种兴发式的对话，开启了体认仁性的意义之门。
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指点即着眼于此：“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这里说的“犹正墙面而立”，指的是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二南”之诗，是对周朝王畿内婚姻、礼俗、政教之美善的称道。孔子对此非常赞赏，故而对孔鲤说，如果不读“二南”这样人伦之本、王化之基的诗，简直是寸步难行。
由于诗的隐喻性内涵，对《诗经》的理解既需要悟性，也需要学养上的储备。在诗意与学养之间，存在着相互阐发的关系。在孔门弟子中，可与言诗者有二人——子贡、子夏。宋儒谢良佐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在孔子与子夏关于《诗经·卫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的讨论中，二人展开了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从原诗的美人描写，到孔子“绘事后素”的引申，再到仁与礼的本末关系，在感悟式的对话中，打开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阐释空间。连孔子也禁不住大赞子夏，称“起予者商也”(卜商字子夏)。这段讨论通过意义的感悟，揭示了诗与礼乐之间的微妙联系。超 然 客 公 众 号
“兴于诗”重在人格的成长，“诗可以观”则打开了面向风俗、自然、天道的探问之路。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向弟子门人发出召唤：“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朱熹特别强调：“学诗之法，此章尽之，读是经者，所宜尽心也。”在此章中，诗所承担的功能是如此多样。后儒把“兴观群怨”解释为引譬连类以为比兴、观览风俗之盛衰、群居相切磋、怨刺上政，整体上显得局促。比如，观的意义，既有观览风俗的狭义的一面，也有俯察天地、仰观宇宙的另一面。
在《论语·先进》中，孔子“吾与点也”的喟叹，同样展示了诗教向自然之道展开的面向：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表面上看来，可以从礼乐教化的角度来阐释曾皙描绘的这幅“春服图”。但更有意味的是，曾皙那种与天地同流的胸次、万物各得其所的言外之意，才是孔子发出感喟的深层原因。与后儒的理解不同，孔子思想中的这种超越性，是其诗教保持活力的动力源泉，这为在现代情境中转化孔子的诗学资源提供了思路。从这一认知出发，可以摆脱旧礼乐论的束缚，从美学和美育的视角发掘出了孔子诗教在伦理之外的文化价值。
在孔子的诗性世界中，时间的流转、万物的生长、天道的流行是礼乐文化的源泉。对于自然、天道的探问，形成了富于深意的“无言之教”。在《论语·阳货》中，孔子道：“予欲无言。”擅长言谈的子贡大为不解。无言，后儒释为“戒人慎言”，与孔子本意相隔较远。孔子的“无言之教”，实则打开了诗教的宇宙论视野。无言，既来自自然的启示，也来自从天道以观人文的深刻洞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声中，孔子从不舍昼夜的流水之中体悟到了生命运行的自然法则。
孔子诗教体现出礼乐秩序与自然法则之间的张力。这里既有对生命的关怀、对人文理想的向往，也有对万物的感怀、对天道的默识洞察。礼乐、自然虽有分别，但在孔子的世界里，二者又是相互联通的。在现代语境中，“礼乐即自然”的理念，与美育思想相呼应，转化了儒家的伦理取向，为新礼乐的诞生带来了启示。
(摘编自张重岗《孔子诗教的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