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距今3300年左右的河南安阳商代晚期都城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证实了《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晚商史。以此为基点，考古学家推定郑州商城等为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为晚期夏文化。二里头都邑始建于距今3800年以后，有宫城、数十座宫殿以及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出土了成套的青铜礼器，成为当时最高级别的中心聚落，对中国大部分地区产生了深刻的辐射影响，中华文明从此步入成熟文明社会或者王权社会阶段。更早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代，河南中部的王湾三期文化曾经南下大范围取代长江中游等地的石家河文化，这一文化巨变很可能对应古史记载的“禹征三苗”事件，夏代早期的历史也因此得以基本确认。在夏代早期前后，黄河中游还存在山西襄汾陶寺、陕西延安芦山峁和神木石峁等多处数百万平方米的地区性中心聚落，河南、山东等地也出现了许多数十万平方米的古城，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探索五帝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由此前溯，我们甚至有可能利用考古学解开三皇时代的历史谜团。
回首百年以前，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被严重质疑，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国考古学的诞生适逢其时，以探寻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之源头为己任。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终于揭示出中国是世界上直立人较早的分布区和现代人起源地、农业起源地、陶器起源地、文明起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较早出现文献记载的地区之一。这些考古成就不仅对于正确认识全球人类起源史、文明发展史有重大意义，而且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坚实的科学依据。
（摘编自韩建业《考古学极大地延伸了中国历史轴线》）
材料二：
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之文化基因，即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魂，也就是“中”与“中和”。对于文化基因的“中”“中和”，如何通过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再现并进行科学阐释，是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先民对“中”的信仰与追求，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目前所知有关“求中”记载的最早出土文献是成书于战国时代的清华简《保训》，其中记载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于“鬲茅”。“鬲茅”即古文献之“历山”，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菏泽一带。近年来，这一区域发现大量与虞舜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与一些重要城址。这与《保训》记载的舜“求中”于此可以对应。《保训》又载，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求中于“河”。“河”即“河洛”，即现在所说的“大嵩山”地区。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围发现了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等早于郑州商城的城址，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三处城址应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
上述关于上古先民“求中”的记载，结合与其相关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可以探讨国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从历史考古的遗存“表象”之“中”与“中和”研究阐释，提升至形而上的国家文化的政治学层面，有助于解读营建者深层次的意图，提取、确认其建筑空间背后形而上的国家认同的政治理念与文化基因。
秦汉王朝开启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大中原”的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之地之中”。这开启了中古时代后期元朝与明、清两朝定都北京之先河。
在古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为“奇数”，数量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这些都折射了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文化基因”的日益加强。“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及帝王陵墓布局形制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国家）之中”是相对于国家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是国家认同，是四方凝聚于中央。帝陵的“亚字形”墓室、陵园辟四门与帝国都城规制有着同样的“中”与“中和”思想。
综上所述，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不只是局限于器物的类型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属于国家文化载体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等的空间位置、布局形制等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中”“中和”国家文化理念与中华历史文化基因。考古发现的鲜卑北魏王朝洛阳城及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都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思想。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中”“中和”布局，二者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之所以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延续不断，与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广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密不可分。
（摘编自刘庆柱、韩国河《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