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权力的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冲突的一方面，另一派是偏重在社会合作的一方面。
从社会冲突一方面着眼的，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在上的是握有权力的，他们利用权力去支配在下的，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权力，依这种观点说，是冲突过程的持续，是一种休战状态中的临时平衡。冲突的性质并没有消弭，但是武力的阶段过去了，被支配的一方已认了输，屈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甘心接受胜利者所规定下的条件，非心服也。于是两方面的关系中发生了权力。权力是维持这关系所必需的手段，它是压迫性质的，是上下之别。——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暴权力。
从社会合作一方面着眼的，却看到权力的另一性质。社会分工的结果使得每个人都不能“不求人”而生活。分工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是经济的基础，人可以花费较少劳力得到较多收获；人靠了分工，减轻了生活担子，增加了享受。享受固然是人所乐从的，但贪了这种便宜，每个人都不能自足了，不能独善其身，不能不管“闲事”，因为如果别人不好好地安于其位地做他所分的工作，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这时，为了自己，不能不干涉人家了。同样地，自己如果不尽其分，也会影响人家，受着人家的干涉。这样发生了权利和义务，从干涉别人一方面说是权利，从自己接受人家的干涉一方面说是义务。没有人可以“任意”依自己高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得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可是这有什么保障呢？如果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这就发生了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社会分工愈复杂，这权力也愈扩大。——这种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同意权力。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依赖与庇护是孪生关系。依赖的目的是寻求庇护，庇护之下必然形成依赖。不过，与自上而下的庇护关系不同，依赖关系可以存在于地位不平等的双边关系主体之间，也可以存在于地位平等的双边关系主体之间，地位平等的双边交换关系，往往以互惠互利为基础，可以称之为互惠式依赖关系；地位不平等的双边交换关系，往往以强者对弱者的强制力为基础，可以称之为被迫式依赖关系。
与强弱者间的强制性关系不同，互惠互利是传统社会中最为常见的道德要素与行为准则，是传统社会自我整合的基础，它要求社会主体之间共同受惠，共同增益，排斥以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而过度谋求个人私利的“无公德行为”。斯科特曾指出，互惠互利根植于一个最为简单的观念：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至少不损害他们，费正清则直接用“付出——回报”模式来说明中国人的互惠互利观念。“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这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也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从发生学上看，互惠互利的产生可以发自利益，也可以发自情感，还可以发自价值。以此为标准，互惠式依赖关系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利益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利益联结。共同的利益是依赖关系形成的首要条件。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文明为特质的国家，以土地为载体的农业生产是农户一切活动的根本。虽然一家一户为单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但若离开与他人的互助合作，单家独户是难以生存与延续的。所以，农户往往基于共同谋生的需要，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利益互惠式的依赖关系。这种利益互惠式依赖关系强调依赖双方拥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共享互助合作中产生的利益增值。
情感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情感联结。历史上的理性小农与道义小农经常争论不休，其核心命题在于小农的行为动机是受利益驱动还是情感驱动。其实，现实中的小农是一个利益理性与情感道义的综合体。小农既可以基于利益互惠而相互依赖，也可以基于情感互惠而相互依赖。正如滕尼斯开宗明义地指出，传统社区是一个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在这种人情社会中，“关系中有没有感情，感情的质量如何，都是经常需要考虑的”。情感与利益一样，都可以有效维持互惠式依赖关系的稳定与延续。以共同情感为纽带联结形成的互惠式依赖关系就是情感互惠式依赖关系。
价值互惠式依赖关系源自共同的信仰联结。在传统社会中，面对严峻的自然环境与国家的“无为而治”，小农往往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进行外化，将一种超越村落社会的高高在上的国家力量进行“隐喻”，由此形成了一种神灵崇拜。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共同信仰关系的农户，往往自发联合起来，相互合作，形成一种密切的价值互惠式依赖关系。通过共同的信仰活动，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帮扶、相互照顾，以此承担单家独户所不能承担的责任，抵抗单家独户所不能抵抗的天灾人祸，互惠互利，共同维系生存，寻求发展。
（节选自吕传振《互惠式依赖与协商性治理：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运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