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首先，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中“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文心雕龙》言：“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萧绎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其次，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
再次，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所说的“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二：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观念的形成，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首次提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并把它与“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我们知道，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很难说《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不是自觉创作的结果，它们最初的产生可能都是自觉行为。但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对经史、音乐，对社会、政治乃至强权表现出较大的依附性，而且关键是创作者不是有意进行文学创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尚无文学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创作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不过应承认，由于《诗经》、楚辞、汉乐府从它们所属的音乐体系中脱胎出来后，就只以文字形式流传。这为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典范，自然成为人们表现生活、抒发情感、描绘自然、记述事件的模仿对象。《古诗十九首》就是人们仿照两汉民间乐府进行创作的尝试。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确认它们的作者，但它们与《诗经》、楚辞、汉乐府有着较大差别。它们不依附于经史，不依附于政治和强权，也不再是只作为音乐的附属品而存在。
应该承认，早在先秦人们就看到了“情”与“文”的某种特殊关系。但先秦两汉在肯定“发乎情”之后又特别强调“止乎礼义”的重要，他们用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去规范、限制诗歌感情的表达。魏晋以后则不然，陆机所说的“诗缘情”的“情”则未加任何限制，凡属于人类的七情六欲无不囊括其中。钟嵘更是遍举了人世间形形色色之情，甚至把女子“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的得意之情亦涵盖在内。由此可见，先秦两汉与魏晋虽然都讲情，但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们从不太重视情到以情为重，从带有枷锁的情到不拘一格的人类的真情；从表现社会的集体的情，到抒发个人的独特的情。这标志着文学观念的转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质的飞跃。魏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独放异彩，是与文士们对“情”的观念态度分不开的，更直白地说是“情”解放的结果。
(摘编自胡红梅、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选项 | 材料 | 说法或推断 |
A | 《文心雕龙》 | 有韵者笔也，无韵者文也 |
B | 《诗经》、楚辞和汉乐府 | 一直只以文字形式流传 |
C | 《古诗十九首》 | 满足创作者的抒情需要 |
D | 曹丕提出“诗赋欲丽” | 更自觉地追求语言形式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