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著述，陆机的《文赋》同《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中国古代经典文论，是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命题。例如，《文赋》对“艺术想象”问题的相关论述早于意大利批评家马佐尼的《〈神曲〉的辩护》1300多年，而它对言、象、意传统命题的拓展及其所对应体现的文本、世界、作者的三维关系，更是遥遥领先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文赋》对“想象”问题的论述展示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作者、文本与世界三者之间的辩证转化关系，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其一，想象始于“观”。关于想象在写作构思中的样态和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有具体且富有原创性的论述，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说奠定了基础。 陆机认为，想象始于“伫中区以玄览”，“伫”的致静与“玄览”的灵动既相对应又相统一。 “伫”（或“佇”）即“久立”，蕴含长久孤独思索之意，它以“立”的姿态，表明创作者“致虚极，守静笃”的主动性；其与庄子“形似槁木，心如死灰”的“隐机而坐”具有本质的不同，庄子体于道，陆机致于言。 因此，“虚静”应是创作构思的必要步骤，而非目的本身；以静“致”动，静以养“思”，“伫立”是为了.更深刻细微地“玄观”宇宙；文学创作的“艺术想象”正是从“观”万物并作、“瞻万物而思纷”开始的。
其二，想象经于“游”。 想象始于“观”，还必经于“游”，方可从“眼”入“心”。在中国哲学中，“游”具有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诸如孔子的“游于艺”、庄子的“逍遥游”、屈子的“浮游求女”等不同的思想面向，这种复杂性对《文赋》有明显的影响痕迹。陆机认为艺术想象的过程细微精妙，他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就是要摒弃外物之累，消除二元对立，实现物我合一的状态。在这里，“我”不再是观物的主体，而是与物同游、化合为物的精神显现。而“心游万仞”则是指物我合一的想象、遨游乃至沉思过程，对于这种精神游历状态，庄子“吾丧我”的描述更为形象。所不同的是，陆机强调鲜明的“存我”意识，因为《文赋》的写作目的是论述文学创作何以可能，只有“存我”才能实现从“物象”到“我思”的写作转化。
因此，《文赋》的“艺术想象”与庄子的以想象活动实现审美超越属于不同的问题场域，应分别对待。把外物之“观”转化为内心之“游”，实现从外到内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对于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性作用。写作如牛马反刍，若没有外“观”之积累，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容易陷入“玄想”漫思之中，无法形成艺术之“象”；而没有内心之“游”，则无法摆脱“为文造情”的外在功利，无法实现“游于艺”的艺术欣赏，更无法达到“逍遥游”之“取象言道”的境界。
其三，想象即“赋形”。对于文学创作而言，以物我两忘的融合状态促发想象思维是重要的准备阶段，但不能止于此。想象是关于某种“象”的思，在创作者的想象活动中，其所想之“象”必然要不断清晰化、具象化、立体化，亦即想象的“赋形”。伴随着“情”的逐渐条理有序与理性化，寓身于情思的“物象”如漂浮散漫的片片白云，聚集成特征鲜明的具体“意象”。此“意象”已经不是观物之视、观物之闻的外在“物象”，而是转化成“胸中之竹”的“意中之象”，从“眼前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转换性实现，体现了从“物”到“意”的真正蜕变，文学创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文赋》中“想象”何以可能的命题呈现出文学创作构思的具象化过程，想象是从“物象”到“意象”的“赋形”转化过程。
其四，想象需“以言行事”。与西方强调纯粹的想象不同，陆机的艺术想象更为推崇如何“成文”这一具体目的，换言之，想象需“以言行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想象促使言说，并最终以言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其二是想象本身即言说，想象以语言为基础。具体而言，文学写作最终以语言文字呈现，想象在兴“意”、聚“象”、成“言”等全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思到言，过程曲折艰难，“于是沈辞弗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一方面，通过运思活动来进行语言表述，虽然如重渊之中游鱼衔钩般不易，但终能穿破层云，准确击中飞鸟，进而实现文与思的协调，“沈辞”与“浮藻”在此均可指“意”形于“言”的过程；另一方面，“沈辞”与“浮藻”以“思”之顺畅、“言”之凝涩形成鲜明对比，从“沈辞”走向“浮藻”，体现出“思”在其中的根本促发作用。以“思”促“言”，还需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荡涤文思是为“以言行事”做充分准备，文学想象的最终目的是写作。
总之，文学写作是言、象、意的辩证统一过程。 写作赋予抽象物以具体形态，面对无声物则给它以声响，言、象、意在这一具体化、生动化、形象化的过程中协调共鸣；以“至小”之文统摄“至大”之辽阔神思，“言”既是“思”展现的载体，又构成“思”的内在根据。 同时，“思”以“言”为基础，又以“言”为表征。
（摘编自彭成广《〈文赋〉：“想象”何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