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文化领域的“差序格局”思想无疑是近百年来中国话语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代表。费孝通早年从事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在《乡土中国》中首先用同心圆波纹结构来表述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也即以“己”为圆心，推己及人，拓展出一图一图由内而外的关系网。图子的波纹所及之处表明了各个圈层和中心的远近亲疏。他还借两个意象分别描绘了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西方的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的社会结构则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关系是用同心圆波纹结构来描述的“差序格局”，西方的社会关系则是用柴捆结构来描述的“团体格局”。费举通的这个表述深入人心，影响广泛，显然是中国学派的生动表达，也已经成为理解中外社会结构的经典意象。
这一比较，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时空转换。社会结构的中西比较同时也是古今比较。在费孝通这里，比较的两端分别是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洋现代社会。两者对比的核心差异在于以家庭关系为中心还是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这个核心差异也被英国学者用来说明西方社会结构自身的变迁。在对比现代与古代社会结构的时候，梅因指出，古代社会的单位是“家族”，现代社会的单位是“个人”。他指出，罗马人的“家族”“氏族”和“部落”都可以“想象为从同一起点逐渐扩大而形成的一整套同心圆，其基本的集团是因共同从属于最高的男性亲属而结合在一起的‘家族’”。家族集合形成氏族，氏族集合形成部落，部落集合形成共和政治。在梅因的分析中，古罗马社会结构的最外图有点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模糊不清的天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也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中西方古代社会所共有的。
这一传统的差序格局在现代中国也已开始瓦解。不再适合用来描述进入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中国社会关系。因此，在《乡土重建》中，费孝通宣告“乡土性的地方自足时代是过去了”。“我们所生活的处境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自足的、有传统可据的乡土社会。现代生活是个众多复杂，脉脉相关，许多人的生活。”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格局。差序格局仍在中国历史连续体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呼唤我们将自身纳入流动变化的社会关系中定义自我、把握社会、观察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孤零零、赤裸裸的个人。
（摘编自陈建洪《哪个我们？如何差序？——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同心圆意象》）
材料二：
在我们的身边，有一个附近的小世界。我们每日都会和很多陌生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维修师傅，以及其他在因定的时间里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但是对于他们究竟长什么样却不很清楚，好像面目非常模糊。我们从外卖员手中接过外卖。就好像在APP上点击了“确认收到”，这样“碎片化”“即刻化”的交集把正视变得无关紧要，所以“具象的人”也基本不存在，因为人就完全成为当时劳动的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
而他们，也许刚刚跟着同村的亲族落脚城市。眼里的一切都很新鲜：也许已下定决心，做完这个月的活就结束漂泊返回老家；也许正在犯愁，即将入学的孩子到底是留在身边还是送回老家：也许仅仅只是机械地分拆着快递的包裹，有一日工做一日工，对未来已全然麻木。这些隐藏的琐碎故事。和我们有关系吗？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吗？
我所提出的“附近”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是传统乡村社会状态下的“共同体”。而是指一个流动变化的社会关系场城。它在带来个体化的同时，也使个体与附近其他人的关系变得陌生、疏离，这是造成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悬浮”式生存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抽象的、无处安置的激情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很容易被点燃，很容易膨胀。而我们自己深耕的实际生活却越来越稀薄，即使同在一个空间、同处一个时段，甚至处在相互配合、相互需要的关系中，却没有能力去呼吸自己身边自然的空气，也不愿意去做哪怕是聊聊天的尝试。只得孤独地背着人造氧气筒呼吸。
作为嵌入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个体。最本质的需求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互动的需求，不仅是和熟悉的人。也是和那些陌生的人。这一切的第一步。也许只是主动走出家门。从沙发上跳起来，从手机的短视频平台里“小关大壮3分钟讲完电影”的方式里跳出来。走入真正的公共空间。在构造和参与中有所作为。把握社会、观察世界、关注周围。成为相互联系的主体群落。
（《摘编自严飞《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