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锁国政策虽具有保守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中文名字 | 国籍 | 科技著作 |
利玛实 | 意大利 | 《几何原本》《同文算指通篇》《勾股义》《万国舆图》等 |
汤若望 | 德国 | 《西洋测日历》《远镜说》《浑天仪说》《新法表异》等 |
庞迪我 | 西班牙 | 《人类原始》《四大洲地图》等 |
材料一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中一般存在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谦两个系统,两者皆出于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产生。相较而言,前者是君主的耳目,重在制约臣下,地位更为重要;后者主要是对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是制约君主,地位低一些。这二者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秦汉时期重御史监察而轻谏官言议,谏官的设置具有任意性且很不固定。汉代谏官的职位及数量仍不固定,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多兼职行使谏议职权。东汉时期,谏官相对固定下来,归属侍中寺。魏香时期侍中寺改为门下省,掌管封驳、奏事和谏诤。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材料二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退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以广天子聪明之德。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权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摘编自刘祥学《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