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材料:
材料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荷兰人曾先后进攻澳门、台湾,遭到明朝官民的坚决抵抗而失败。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出指示:“我们必须用一切可能来增进对华贸易,首要目的是取得生丝,因为生丝利润优厚。”1621年,荷兰人得知西班牙人也计划占领台湾,遂于次年再次侵占澎湖,并于1624年侵占台湾南部。1642年,其势力扩张到台北部。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并正告荷兰驻军,台湾和澎湖列岛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岛屿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并耕种这一土地”。荷兰人试图以赔款的方式换取郑成功退兵,被拒绝。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台湾根据郡县制,设立一有二县;兴建孔庙,建立学院、府学、社学等完整的学校体系;开科取士,“三年两试,顾料、岁例开试儒学”;许多文人学士随之入台,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大量移民涌入,台湾的人口迅速增加。
——摘编自陈孔立主编《台海历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