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康乾盛世的研究多集中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作用上。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分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清政府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起到自卫和阻挡资本主义冲击的作用。也有学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闭关锁国政策虽具有保守性，但在客观上的确起了抵抗外来侵略和自我防卫作用。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有些学者提出了“机会”说，认为清朝在18世纪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失掉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由此拉开了与西方世界的距离。 

进入21世纪后，史学界将康乾盛世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进行比较，有的学者认为“近三个世纪的大清帝国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环境、外部世界也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且比较起来，后者比前者变动与发展的速度，更是迅猛的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大清帝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就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被动，因而越来越异化，终于从一个雄强一世的东方大帝国、一个中央王国，异化为一个半殖民地、一艘在怒海惊涛中下沉的破船”。 

——摘编自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中国传统监察体系中一般存在御史监察和谏官言谦两个系统，两者皆出于权力制约的目的而产生。相较而言，前者是君主的耳目，重在制约臣下，地位更为重要；后者主要是对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多是制约君主，地位低一些。这二者在先秦时期就已并存。秦汉时期重御史监察而轻谏官言议，谏官的设置具有任意性且很不固定。汉代谏官的职位及数量仍不固定，谏议大夫、光禄大夫等多兼职行使谏议职权。东汉时期，谏官相对固定下来，归属侍中寺。魏香时期侍中寺改为门下省，掌管封驳、奏事和谏诤。 

——摘编自赵晓耕、刘盈辛《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材料二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退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以广天子聪明之德。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权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摘编自刘祥学《从御史选用制度的演化看明代政治走向》